抗日时期，国共双方平时小打小闹，相互之间有点摩擦，这都能理解，毕竟国共双方之间的仇怨大家心里都有数。

然而皖南事变这事闹得太大，国军七个师将近八万多人，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，就在小鬼子的眼皮子前，围着新四军的一万左右的主力打。

新四军采取四面突围的方式，才跑出来一千多人，其他战士都牺牲了，就连项英、周子昆、袁国平这些主要领导都死了，可见战事之惨烈。

事变发生时，又赶上了国际形势突变，苏联、英美这些强国都十分关注这件事，都想通过这次事变做点文章。

事闹大后，国共双方又在舆论战场上，打得不可开交

皖南事变从根子上来说，是国共双方争抢发展空间的结果。

老蒋当年背叛革命，搞偷袭，动用军队大肆捕杀革命党，让教员明白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，此后双方各拉起一支队伍，血拼了十年。

直到侵华日军成为威胁民族生存的主要问题，国共双方才进行了第二次合作，达成一致抗日的共识。

这次携手是既合作也斗争，毕竟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说给外人听的场面话可以说的好听，但落实到具体的事上都各有所图，一个想借助合作吞掉对方，一个想通过抗战壮大自己。

对于彼此的小九九，双方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

多年后，老蒋躺在摇椅上望着大陆回忆往事时，非常懊悔，言称自己大意了，“自信太过”。

自信什么呢？

自信自己可以在合作中，轻而易举的就将红军瓦解，而且老蒋自信到，直接跟前来洽谈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周恩来交底：

“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...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，此目的如达不到，我死了心也不安，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我们听了之后，也只能笑笑，蒋先生您随意，咱们各显神通，鹿死谁手还得在战场上见分晓。

当时有战略，此地军百万。

老蒋做梦都没有想到， 延安方面太狠了，部队从抗战前的5万之众，仅用了三年就发展到了50万人。

这速度，不要说老蒋了，谁看了都得害怕。

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，跟雨后春笋一样，国军一退，就一股脑都冒出来了，气得老蒋破口大骂，说前线的都是一群饭桶，“国民党失地，日本与延安分地”、“本党统治之土地，将一失而不易复得”。

老蒋简单算了一笔账后，更担忧了。

老蒋推算，八路军三年就从5万发展到了50万，要是再给延安一两年，那岂不是有一百多万部队了，到时我蒋某人还玩啥，“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，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。”

技不如人，那就搞偷袭，这套蒋委员长最熟，用起来得心应手。

老蒋开始给华北的国军下命令，要求前线部队搞摩擦，要想尽办法压制八路军的发展空间。

华北的国军将领们，为了讨蒋委员长的欢心，各种损招都用上了，今天笑脸相迎说想学八路军的游击战法，刚拿到武功秘籍，立马就想来一个欺师灭祖。昨天还在拉家常，今天就给你来一个偷袭。

然而这个时候的八路军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吴下阿蒙了，气候已成，哪有这么好压制。

老蒋在华北不仅没有压制住八路军的发展，最后一算账，反而吃亏了。

八路军则是一点都不耽搁，当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后，延安方面直接将刘少奇的北方局书记身份，升级为中原局书记。

含义很清楚，就是既华北之后，让刘少奇继续打开华中的局面，将黄河南北连成一片，顺带将王明挤下去。

老蒋一看这哪行啊，必须得阻止。

八路军在华北铺开了，是压不住了，但新四军还没有铺开，老蒋就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了新四军身上。

说起来，新四军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

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启了长征，当时大部队走的时候，还留了一支小部队在南方八省打游击，主要负责人是项英和陈毅。

那个时候被留下来打游击，基本上就是死中求活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项英和陈毅负责的南方八省的工农红军游击队，改编为新四军。

新四军所在的南方八省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，是国军的腹地，当时新四军改编的时候，老蒋就想直接派一个国军大员去当军长，直接收编了。

延安坚决不答应，新四军是延安在南方为数不多的军队，以后是能派上大用场的，但延安派去的军长，老蒋也不同意，双方就僵持住了。

闹到最后，找到了叶挺这个跟国共双方都有交情的人，来当新四军的军长。

高手下棋就是走一步看五步，抗日战争才刚开始，双方就已经为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战争作布局了。

叶挺当军长看起来是一手平局，其实延安略胜一筹，通过适当的让步，成功将新四军留在了南方。

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新四军从改编完成之日起，处境就很危险，部队被国军和日伪军分割成好几部分，几个纵队散落于大江南北，连不成片。

新四军长江以南的部分挂在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下面，长江以北的部队则受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节制，既要面对日军、伪军，还得小心翼翼跟国军维护好关系，处境要比陕北的八路军复杂很多。

就好似老猫枕咸鱼睡觉，半夜忍不住就会咬你一口。

鬼子进攻比较猛的时候，双方相安无事，还时常互帮互助，因为打小鬼子很给力，新四军还多次获得第三战区和第五战区签发的嘉奖令。

结果当中日正面战场趋于“缓和”后，小甜甜就改称牛夫人了。

1939年初，正经人老蒋就在日记里写到：“ 目前急患不在敌寇，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，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。”

老实讲，这个时候不管蒋委员长发多少牢骚，点评的多到位，都已经晚了。

当年的西安事变，是老蒋解决红军威胁的唯一机会。

然而蒋委员长当时十分自信，根本不将红军这几万人放在眼里，选择了一条利益最大化的路，里子和面子都想要的结果，就是鸡飞蛋打。

老蒋说自己太自信了，其实是照顾面子的场面话，实际上就是棋力不如教员，大局观没有教员厉害，在战略层面被压制了。

今天再回过头来看，当年红军为了博得一线生机，教员苦心经营忍辱负重，自嘲自己是：“买空卖空”。

面对九死一生的局势，教员沉着冷静，充分利用信息不对称这一优势，拉拢了张学良的东北军。

随后西安事变爆发，王明回国，六届六中全会召开，再到八路军在华北打开局面，逆风翻盘，起死回生。

从布局到实施，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。

彼时，在南方活动的新四军，随时可能成为一根插口国军胸口的匕首，国军为了消除新四军这个隐患，有两种方法可以用：

第一种是直接包围吃掉。这种法子比较保险，但对执行力是个考验，稍不留神，身处皖南的项英就可能带着新四军躲进背后的大山里，到时打起了游击战，反而更愁人。

第二种是将新四军赶出自己的腹地，赶到长江以北去。但当时一旦将新四军都弄到长江以北，那新四军就会在华中发展，反而让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连成一片了。小日本还没赶跑，国共就隐隐形成了划江而治的局势了，这更是老蒋不愿意看到的。

思来想去，老蒋还是决定采取第一种办法，先围起来，再择时吃掉。

此后，新四军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，嘉奖令也不发了，还时常找新四军的麻烦，军费也找借口停发，过冬的棉服被扣着，枪支弹药也要靠自己解决。

国军打得注意就是把新四军先饿成瘦子，还怎么可能给新四军发物资，减弱新四军的战斗力后，下一步就是把新四军各部分都赶进国军的包围圈里，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。

一旦达成目的，那国军想啥时候吃掉新四军，就啥时候吃。

虽然我们可以调侃老蒋，但还是得承认老蒋是有战略能力的。

老蒋谋划好了如何对付新四军，还经常指示部队在华北跟八路军搞摩擦，可是老蒋还是很注意分寸的，不会直接撕破统一战线。

毕竟老蒋还想从苏联那里领武器弹药呢，搞得太过分，就领不到工资了，同时也不好对自己的大老板英美交待。所以一直控制着尺度，只搞小事，不搞大事。

1939年9月1日，德国闪击波兰，国际形势突变。

能在乱世混出头的人物，都是人精，而人精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外界一旦发生什么事，绝不会跟普通人一样掺和进去辩个输赢，立马就会想到这件事，对自己是有利，还是不利。

狠人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，因为狠人只想赢，对辩个输赢根本没有兴趣。

老蒋认为苏联这个时候的注意力都在欧洲，远东这一块，还得依仗着自己拖住日本，所以胆气一足，虎躯一震，立马就开始加大摩擦力度，要对新四军动手。

狠人不仅敏锐，执行力还强，说干就干。

1939年9月初，老蒋立即下命令，要求所有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悉数开回江南。

新四军自然不答应，我自己打下来的根据地，凭啥还回去。

老蒋也没有想着一道命令就能让新四军就范，其实在命令发布之时，老蒋就开始调整部队，抽出重兵从安徽东部向江北的新四军靠过来，挤压新四军的活动空间，施加压力。

11月，叶剑英和董必武紧急向延安通电，国军这伙人要对江北的新四军动手，情况万分火急，新四军“处在极其困难的环境”，请立即给予指示。

老蒋善于利用国际局势，但教员也不是吃素的。

纳粹德国在欧洲动手了，一方面让苏联加紧了对华援助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英美等国对亚洲的影响。欧洲局势的不稳定，反而让苏联、英美需要中国战场继续打下去，会给援助、想办法让老蒋拖住日本。

教员据此判断，虽然老蒋在国际上的身价暴涨，会让他变得更猖狂，加紧对延安部队的打压，但同时老蒋更不敢投降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是激烈反抗的话，老蒋是不敢撕破统一战线的。换句话说，谁都不是吓大的，不服就干。

玩得就是心跳，玩得就是对局势的判断。

看清局势后，延安发来命令，江北的新四军不仅不用听老蒋的命令退到江南，反而要从江南多调部队到江北来稳固地盘。

1939年11月，教员在延安给刘少奇发电：“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、合肥、怀远、永城、夏邑线起， 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， 一直发展到海边去， 不到海边决不停止。”

看这语气多么强硬，老蒋还想把新四军调离江北一举围剿呢。

我们不仅不调离，还在江北猛烈的发展，不看到星辰大海，决不停止我们的脚步！

1939年12月，中央命令新四军：“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， 要武装过江北， 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。陈毅方面， 抽有力部队过江， 发展扬州以东地区。”

教员怕项英等人看不清局势，依旧束手束脚，又来了一条电令：“凡遇军事进攻， 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，绝不轻言退让。”

新四军不是从成立之日起，就被国军捆住了手脚吗？

干脆，就趁着这次机会，一举跳出伸不开拳脚的江南地区，直接跑到江北发展，然后再派八路军主力南下，在华中地区，来一个八路军、新四军大会师。

从全国的局势来看，教员明显是想放弃新四军继续向南发展的战略，改为向东前进，向北发展的战略，意图将整个根据地都连成一片。

1940年1月19 日，在延安发给新四军的《新四军发展方针》中点出了这一战略设想: “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， 则我们宜向北， 以求与蒋隔江而治。”

这里给出还只是一种设想，距离现实还有较远的距离。

此时新四军的部队，分成了三块，一小块在江北，主要是叶飞和张道庸（陶勇）的部队，这部分力量最小。

陈毅和粟裕带着一部分人马，在江苏南部围绕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展，这部分力量中等。

而项英和叶挺则带着新四军的主力和军部，总共一万多人，驻扎在皖南，也就是安徽泾县的云岭村。

三个部分靠着陈毅的苏南部队连成一条线，互相守望。请大家记住这一位置情况，对我们理解皖南事变有很大的帮助。

当延安开始对新四军的发展做出各种布置时，老蒋也在加紧包围线。

1940年3月22 日， 国民党军令部制订《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》，主要内容为：

“以李品仙、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， 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， 以李仙洲军( 附骑兵一师) 与韩德勤部之一部， 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， 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， 或相机剿灭之。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。”

趁着国际局势混乱，老蒋要直接掀桌子了。

面对老蒋的军事压迫，延安也开始布置。

3月29日， 毛泽东、王稼祥致电刘少奇、项英等:

“华中之皖北、淮北、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， 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、新四军之联络， 陷新四军于危境。

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。

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， 向苏南陈支队靠拢， 再向苏北转移。”

给新四军下完命令后，因为怕新四军实力不够，延安又给八路军下达了命令，让八路军快速抽调兵力向南发展，汇合新四军一起开辟华中根据地。

而且规定了要在命令下达一个月内，一个主力团先到达安徽东部，二个月内八路军115师344旅要到达淮河区域，随后三个月内要组织力量到达苏北扬州附近。

到这里，教员等人有关发展华中地区，让新四军往江北转移发展重心的战略思想是很清晰的。

因为新四军在南方待着，根本没有发展空间，除非新四军现在就撕破统一战线，跑到国军的活动范围，在黄山、天目山一带打游击，但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干的事。

共产党手底下就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武装，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打开局面了，教员等人肯定也想让新四军在华中敌占区，复制八路军的发展路径，也壮大起来。

当年，小鬼子一来，国军跑得比兔子都快，国军一跑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这帮人也收拾细软望风而逃，而八路军却跟看到了宝一样，不要命的往前冲。

国共双方都在火急火燎的赶路，方向却相反，路上撞见了，都觉得对方是傻X。

八路军在华北政权的真空期依靠先前的积累，真一口吃成了胖子。

国军丢下的地盘，精华部分被小鬼子占了，广大的农村地区却被八路军占了。有关八路军是如何办到的，我们在党史89已经详细说过了。

事后老蒋懊悔的不行，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子，但木已成舟，后悔也没有用了。

八路军抗战三年，在华北敌后战场越挫越勇，多了几十万部队，新四军却没能完成这一壮举，到皖南事变前后，江南江北的新四军加一起也才两万多人。

教员这边都开始设想划江而治了，结果新四军还在原地打转，心里不着急是假的。

时间就是金钱，现在多浪费一点发展时间，以后就得拿命来换。

新四军那点部队，根本不够在华中地区干大事，教员三番五次的跟项英、陈毅等人说，要放开手干，猛烈的发展。还额外派了八路军主力部队来支援新四军的发展。

结果呢？

结果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，项英和陈毅不仅不同意，反而都跟中央说，目前还是待在江南比较好，甚至问中央：能否把江北的部队也调回来一点，加强江南的力量？

皖南事变从这里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，皖南事变的悲剧，外界的因素是比较清晰明了的，内部的因素却很复杂。

项英为什么迟迟没有率部北移，他一直窝在皖南是何意图？

为什么延安一开始让项英快点北移，后来又让项英拖上一二个月？

为什么老蒋一开始下命令让江北部队南移，最后又让江南部队北移？

皖南事变发生时，为何项英离队又归队？

很多问题都隔着一层面纱，让人看不清楚看不透。

这里面的情况看起来很复杂，其实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有些人死了，有些人还活着，导致有些话可以直接说，有些话不能直接说，再加上研究者们搞双标，讲一半藏一半，就把事情搞得复杂了。